1928年4月在井岡山革命根據地正式形成的“三大紀律、六項注意”，在后來的土地革命實踐中逐步演變為“三大紀律、八項注意”，而其規范表述，則是在解放戰爭期間的1947年才得到最終固定。

　　1929年，三大紀律中“不拿工人農民一點東西”這一條擴充為“不拿工人、農民、小商人一點東西”。這主要是因為，部隊在占領一些縣城后發生了一些侵犯小商人利益的違紀行為，因此要強調保護小商人的利益。1929年2月中旬，紅四軍在進占寧都縣城時，軍長朱德、黨代表毛澤東就致信寧都商界，指出“紅軍是為工農謀利益的軍隊，對于商人極力保護，紀律森嚴，毫無侵犯”。1929年9月1日，時任紅四軍前委書記陳毅在給中央的《關于朱毛紅軍的歷史及其狀況的報告》中引述三大紀律時，首要一條就是“不準亂拿工農小商人一點東西”。1929年12月底，“古田會議決議”強調的三大紀律，其中第一條也是“不拿工人、農民、小商人一點東西”。

　　在中國人民革命軍事博物館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館里，陳列著一幅寫著紅軍“三大紀律、六項注意”的包袱皮。由于年月已久，白布已發黃，但上面的字跡隱約可辨。

　　1930年以后，毛澤東又將“不拿工人、農民、小商人一點東西”改為“不拿群眾一針一線”。這個概括更科學，也更形象。說它更科學，是因為群眾在不同歷史時期其內涵和外延是變化的，用“群眾”顯然比具體的“工人、農民、小商人”這樣的概念更科學。說它更形象，是因為“一針一線”都不能拿，更不要談別的任何東西了。而且這一提法在文字上也更簡練，易學易懂易記，便于流傳。

　　1930年之后，根據形勢發展的需要，毛澤東還將三大紀律中的“打土豪要歸公”改為“籌款要歸公”，后來又改為“一切繳獲要歸公”。對于六項注意，后來又增加了“洗澡避女人”和“不搜俘虜腰包”兩項內容，從而發展成為“三大紀律、八項注意”。“三大紀律、八項注意”，成為紅軍和后來的八路軍、新四軍政治工作的重要內容，對于人民軍隊的建設，對于正確處理軍隊內部關系、團結人民群眾和確立人民軍隊對待俘虜的正確政策，都起了重大作用。

　　紅四軍在閩西轉戰期間，書寫在永定縣坎市裕源店商鋪墻上的宣傳語，成為反映“三大紀律、八項注意”的最早文字記載。

　　值得指出的是，“三大紀律、八項注意”更多的是體現一種原則精神，其具體內容在不同時期和不同部隊略有出入，比如有的叫五大紀律、十項注意等。但其精神實質，與“三大紀律、八項注意”是一致的。到了解放戰爭進入戰略進攻階段，1947年10月10日，中國人民解放軍總部發布關于重行頒布“三大紀律、八項注意”的訓令。重行頒布的“三大紀律、八項注意”的規范表述是：

　　三大紀律：（一）一切行動聽指揮；（二）不拿群眾一針一線；（三）一切繳獲要歸公。

　　八項注意：（一）說話和氣；（二）買賣公平；（三）借東西要還；（四）損壞東西要賠；（五）不打人罵人；（六）不損壞莊稼；（七）不調戲婦女；（八）不虐待俘虜。

　　重行頒布的“三大紀律、八項注意”依然是一種原則精神，因此訓令在強調“以此為準，深入教育，嚴格執行”的同時，還要求各地根據具體情況，規定若干具體項目頒布施行。